统一后德国公共外交政策的调整
谈小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7级MPA研究生 上海 200234
摘要：统一后的德国，外交姿态逐步实现了从“克制无为”向“有所作为”转型，文化外交是德国公共外交转型的“关键一步”，且日益形成了符合本国历史国情的开展机制，在风云变幻的大国关系舞台，凸显成效，实现了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服务的主旨目标。德国文化外交的成果与经验，为正在积极改变国际形象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国家利益理论 战后“正常化” 公共外交 文化
一、国家利益理论
1.1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简单来说我们把国家利益理解为对于国家有利的，国家有益的，国家所关心的部分。国家是政治地理学的统称，主要四个核心要素为领土、人民、政权、文化，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若缺少任何一个要素国家将不再完整。而利益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广义来说利益用于解决各种矛盾，通俗来说利益是指好处，意思为“行为主体所关心的，对于某些事或者人而说是非常重要的”1。
1.2学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界定国家利益主要分为历史研究，通过对于历史数据的整合和研究，归纳国家利益的定义。第二种是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莫顿·卡普兰是系统论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在满足国家行为系统的需要时所具有的利益。这些需要一部分源于国家系统内部，而其余的则来自于环境因素”2。第三种是理论研究，通过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归纳总结国家利益的概念。
国内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阎学通教授他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中认为“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这种利益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利益。”3这个概念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与阶级性，其定义的范畴过于宽泛也。王逸舟认为：“一般地讲，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和兴趣。”
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们，从自身研究视角，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做了进行了一定基础量的研究。归根到底，国家利益是诸多因素的总和，保障国民安居乐业，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并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国家利益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国家利益：统一后德国调整公共外交政策的逻辑起点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直接相关。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本国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该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走向就会不断调整，以便适应变化了的现实4。作为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德国在冷战时期、统一后的外交政策无疑发生着某些深刻的变化，外交姿态从“克制无为”向“有所作为”转型。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同样身处战后转型阶段日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德国政府较为尊重的战后态度，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发展本国经济，突出德国品牌，循序渐进的方式取得了世界各国的谅解，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寻得了一席之地。
2.1从“千年一跪”谢罪历史到“贸易立国”再崛起
众所周知，德国曾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西德再次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地理位置优越，加上冷战的结束，两极对峙局面不复存在，国际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德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和相应调整。
国家道歉隶属公共道歉范畴且为政府道歉的特殊形式，国家代表就先前以国家名义犯下的错误对特定受害国家、组织、个人等表达歉意的行为5。德国早在战争结束之初便开始表露出恳切的道歉态度，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对战争后果“全面承担责任”。战后的德国，对于发动战争表示了深刻的反思与反省，从战后阿登纳公开谴责纳粹罪行，到1970年勃兰特在华沙“惊世一跪”，再到1990年德国政府发布官方道歉文告，一代代德国领导人为大屠杀罪行诚心道歉，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6。战后德国对战争的反思和道歉还表现在国家领导人层面，尤其是施德罗和默克尔都曾在公开场合对全世界人民表达歉意，对于国际视角来看，频繁的领导层面的道歉，帮助德国获得了更快的国际谅解和更多的国际支持。这对同样在二战中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有着深刻的对比意义。频繁的国际舞台上的道歉之外，在国际行动当中，德国对于遭受迫害的犹太民族提供了巨额赔偿，更加缓解了民族积怨。
德国力求尽快摆脱战争笼罩的阴影，非常符合群众的普遍认识，并没有狭隘民族主义，以与之前的暴力军阀形象相差甚远。同时发展与美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实现主权平等，为今后的外交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2.2深耕文化公共外交，国际形象重回“正常化”
公共外交旨在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公共外交的方式方法是对于传统外交的补充，作为国际战略来说，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所重视和使用。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资助下，每年世界各国有上万名外国学生在德国的各大学接受各类专业教育，德国外交部、教育部等进行合作，突出德国科研特长，大力资助对外学术合作，在欧洲移民较为困难的前提下，通过人才引进计划，赴德留学计划等大量吸引海外高素质高质量科研人员汇入，造就了德国高水准的科研能力并没有因为两次战争而大打折扣。大力支持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是德国公共外交“文化教育先行”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在对外传播中，极力避免“宣传”色彩，力求做到客观地介绍本国，不回避且深刻反思其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这是德国重新塑造国家形象和取得国际社会信任的重要原因。“德国之声”是德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媒体，它向海外多方面地、综合性地传播德国形象。德国之声以当地语言或英语与各地听众进行交流，电视电影等视听材料同时由国际交流中心和歌德学院以翻译同步配音或字幕在世界各地播放7。纵观网络，德国外交部网站，邀请二百多个驻外使馆中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多语种的向在德外国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德国多渠道、多形式、地推行公共外交的手段，有助于塑造更加真诚、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
德国文化外交的机构设置比较合理完善，部门分工明确。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总理享有“方针决策权”，外交部参与决策，总体规划与统筹协调8。这样的机构设置使得德国公共外交延续性，通过积极参与和影响全球化的架构，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并通过价值观对话来预防冲突，维护世界和平，进而全面展示和维护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良好口碑与竞争力。
2.3维护国家利益，参与国际事务
经济手段是政治的延伸，德国外交趋于积极，既是自身经济实力提升的结果，也是为了应对国际战略格局变化，适应新的全球形势，更好地捍卫自身利益和价值观9。战后国内的经济情况迫使德国转到立足国内经济，增强国际贸易比例，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德国在参与南斯拉夫危机中，出于恢复该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率先承认斯、克两国的独立，这是统一后德国首次大胆尝试自主性、正常化的外交政策。在随后的一系列中东问题上，德国开始尝试着使用武力和参与军事行动。9·11恐怖事件后，美国全力打击恐怖主义，德国的加入，也是其真正开始体现外交政策。
回顾二战后德国外交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调整趋向：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多边主义”原则以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所加剧10。然而，德国政界加强国际参与的意愿与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及使用武力的谨慎态度，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近年来，欧盟东扩、欧债危机更是体现了德国对其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捍卫，这给了德国和欧盟在冷战时期不曾有过的安全保障。
三、德国公共外交对我国的启示
3.1明晰政府定位，推进“多层责任分担型”模式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家对外战略的调整，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在战略重点、具体内容、实施手段、资金来源等方面均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机制化水平较高、官方指导全面、重视教育与科技、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次国家行为体作用明显等新的特点11。德国文化外交积累的做法与经验，为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为德国公共外交政策提供了资金来源。我国公共外交方面的地方支持还需要提升，中国地域丰富，文化多元，与德国相比更要推进多层责任分担模式。我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要充分考虑到国内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外溢效果。
3.2主动型公共外交活动，全面客观地推介中国形象
我国公共外交多局限于被动地进行说明化解，缺乏积极主动地向世界展示和说明中国，造成了“后发声”近乎于“不发声”的被动效果。回观的德国，作为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从事文化活动的歌德学院，其主要工作就是促进国外德语语言教学，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开展积极丰富的国际文化合作。成立于1951年的歌德学院，在二战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作为公共外交的象征，成为当代德国的“形象大使”12。歌德学院开展“环境保护”“社会问题”“科学教育”“商业与经济”“经济与社会事务”“当代政治”等依托现代社会、关注世界热点并能够展示德国新理念的主题活动13。而中国的“歌德学院”，积极推广我国文化外交形象的类似机构，目前来说还很匮乏。纵观国际舞台，作为文化代表的中国组织形象单一，仅有孔子学院等，但作为公共外交代表，还远远不够。德国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中国可以借鉴德国公共外交多元发展，军事上、经济援助上、对外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等等14。
3.3教育搭台文化唱戏，发挥人才“虹吸效应”
21世纪以来，德国十分注重人才交流，本国青年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流日益增多，不仅仅在学术上，还有文化艺术，人文科学方面15。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每年在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进行巡回讲演，旨在提高德国大学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优秀外国学子赴德学习。同时，也将各国同学对于德国以及德国大学的评价和需求即时反馈出来，既有利于德国以及德国大学的自身建设，也能够与国外高校建立长期有效、有实质性、建设性的合作机制。
摩根索提出：“当今世界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虽有弊病，但它却是人性中固有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如要改良世界，就必须顺应这些力量；而不是与之对抗。”16这一点非常值得借鉴，中国大学的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对标德国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成果，我们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正因如此，与国外的卓越高等学府、科研院所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通过开展深度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增加我国教育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也是我国公共外交需要注重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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