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钱中文先生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 ——以《灿烂千阳》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 广州 511400
摘要：钱中文先生认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以审美意识为逻辑起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富于具有张力与平衡的社会价值。文学审美意识外延的社会价值，是在诸如宗教信仰、习俗文化、家庭伦理等多方面中识别的，并且可以帮助塑造读者的文学审美意识，其社会价值及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Absrtact: According to Mr. Qian Zhongwen, literary aesthetic ideology take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literary aesthetic ideology is gradually rich in social value with tension and balanc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extension of literary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s identifi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religious belief, custom culture, family ethics and so on. It can help shape the readers’ literary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The importance of its soci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s self-evident.
关键词：文学作品；审美意识；社会价值；审美感情
Key words: literary work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social value; aesthetic feelings
1 引言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而在中国兴起。当时因政治关系，一些文艺理论家试图冲破传统现实文艺理论的束缚，揭开文学的真情感性面纱。由于一开始有关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探讨并不多，对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各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童庆炳提出“文学的特殊本质是审美”的理论观点，成为当时最先提出以审美文学观更新文学观念的学者之一[1]。随后钱中文先生在《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一文中指出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为审美意识，它随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融合了多种结构与价值，充分论证了“审美意识”的内涵。而后来，其他文艺理论家不断完善和发展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使其逐渐成熟，并使“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成为文学主流”[2]。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对“灿烂千阳”“审美”或“灿烂千阳”“审美意识”进行关键词搜索，发现《灿烂千阳》等经典文学作品在审美意识方面的探讨存在一定空白，而《灿烂千阳》又是世界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具有一定的探究意义。论文拟在对钱中文先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解读的基础上，结合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小说《灿烂千阳》进行深入探究，力图展现审美意识之上的文学话语的社会价值，从而倡导人们坚守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性，挖掘文学作品的真、善、美。
2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以审美意识为逻辑起点
审美意识形态的形式，是指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领域，其集中形态是人们的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活动[3]。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无疑就是和文学有关的艺术活动的审美表现。在这一点上，钱中文先生认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逻辑上从审美意识出发，而不是从人类的意识形态出发。
简单来说，自上古时代——人类出现之时，意识形态便存在，而后来意识形态便衍生出各类的意识形态。起初人们心中有情感倾诉的需要，但面对朴素的情感表达，并没有可供记录的图纸等实际工具，只能依靠口语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可以算是审美意识的最早形式。而这样一种情感在经历漫长的历史长河后，能够融合绘画、文学、雕塑等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蕴藉于丰富的艺术创造中，强化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同时使我们具有“发现美的眼睛”。当我们想创作一篇小说或写日记记录心情时，我们的审美意识便调动起来，将我们的主观感受进行艺术化加工，通过文学语言输出，最后雕琢成为文学作品。
卡勒德·胡赛尼是当代文坛上的一颗璀璨新星，其三部代表作《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肠》为其奠定了崇高的地位。然而，胡塞尼的生活背景波澜曲折。在《追风筝的人》大获成功后，胡塞尼再一次回到阿富汗，在游玩阿富汗的旅途触目躲于布卡之下的阿富汗妇女后，其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因此，其创作了关注阿富汗女性身份的小说《灿烂千阳》，赢得世界人们的一致好评。
在创作《灿烂千阳》前，作者相当于“输入信息”，他的经历使他丰富对阿富汗所处环境的认知，但这仅仅属于“输入”意识形态，起初并没有强烈的诉说欲望，即文学审美意识并没有开始进入作者意识状态；随后，目及阿富汗妇女遭受苦难的情景，作者的心灵受到撼动，从而产生给他人诉说的欲望，希望通过此来向人们展现阿富汗的另一面。在此过程中，作者试图以文学形式抒发个人情感，这一行为体现出作者的审美意识开始被调动起来了。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借助丰富的叙事方法和灵活多样的文学语言生动展现了国家动乱背景下阿富汗妇女的苦难生活，使这部作品凝聚了作者深层的审美意识土壤。
3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富于具有张力与平衡的社会价值
钱中文先生认为，文学审美意识“先在口头语言的形式中获得表现”，而后融入了“文字”“文字结构”，尤其是在“话语、文字多种结构的样式”中，展现了富有“高度的张力与平衡”的多方面价值[4]。
这一观点充满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它从社会存在出发，表明在历史进程中文学语言发展的多样性与物质的丰富性赋予审美意识形态以更为宽阔的价值，强调社会物质发展对审美意识价值外延的影响，体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而审美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通过落实为具体的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字和话语等的呈现，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即在社会能够发挥其社会价值、意义和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起到社会教化、净化心灵的作用，对人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时代发展下，钱中文先生所反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整体观念已经更加充分地融入了历史语境与现实问题之中”，促使人们对现实语境的探讨和思考[5]。
对于文学诗意的审美与社会价值功能等之间的“张力与平衡”，笔者理解为：基于审美意识上的文学话语融合社会关系与结构的程度张弛有道，既有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呈现，也不乏文学的审美感情。审美感情，通俗地说，是艺术化处理过的日常感情[6]。《灿烂千阳》中，作者着力通过环境描写衬托阿富汗糟糕的战乱环境，还有宗教与家庭交织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作者笔下的虚构人物经过了审美意识的处理，帮助作者在有限的文字中呈现文学的审美感情，这种审美感情关注作品中人的内在需求。例如，莱拉与塔里克对于其他女孩议论他们两个为一对情侣的谈话：“她们会说些什么呢？”“说我们在罪恶之河划船，”他说，“吃着忤逆的蛋糕。”“乘坐邪恶的人力车？”莱拉跟着说。“煮着亵渎神明的肉汤。”[7]简单的几句话，带有开玩笑之意地诉说他们自己正打破大人们的禁忌常规，男女之间的青涩爱情便浮现于纸上。
而文学审美意识外延的社会价值，是在诸如宗教信仰、习俗文化、家庭伦理等多方面中识别的。例如在《灿烂千阳》中，作者表现了阿富汗恶劣的家庭伦理关系：妻子要对丈夫无条件地服从，如果妻子外逃，丈夫便吓唬她，要么她会被士兵抓回，让他们自己处理家庭关系，要么就被邋遢混乱的街边的男人强暴——无论何种方式，最好的归宿还是服从丈夫的指令。丈夫像高高在上的君王，妻子则是伺候君王的仆人，战战兢兢[8]。正如娜娜告诉玛丽亚姆：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9]。这与其是作者对阿富汗家庭生活的披露，不如说是家庭伦理旧观念与作者世界观中家庭平等意识的对抗。作者没有正面诉说理想的平等家庭观是什么，但他通过对人物细致的语言描写与生动的情节发展，尤其是当玛丽亚姆与莱拉两条独立的故事线最终汇合成为一条清晰的有条理的逻辑线，国家局势更为严峻，家庭情感关系叠加，人物多重情绪爆发时，理想状态的家庭平等观才真正体现出来：法律意义上已婚的双方，需要在双方彼此的信任基础上达成共识，即尊重他人隐私的有条件的爱应是双方共同拥有，而不是一方单向对另一方无条件无原则的服从。
除此以外，通过文学审美意识创作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反映个人文学审美意识，而且其一定程度上的传播可以塑造读者的文学审美意识。小说中关于家庭伦理的情节因女性缺乏真正的爱的培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心灵创伤，而化解诸如心灵创伤的正是爱。刘靖宇认为，正是通过爱的抚慰，小说主人公“找到了失去的伦理身份，从而医治了自己与他人的心理创伤”[10]。小说在人们阅读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传播作者的家庭伦理观，倡导人们追求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真善美，而正是在此，文学审美意识对于社会甚至个体的审美价值有较为充分的展现。我们可以透过胡塞尼作品看到其中沉淀的思想情感，其大多数集中于对社会现实的呐喊与反思。胡塞尼作品所反映的思想主题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比如羞耻、负疚、后悔、爱情、友谊、宽宥和赎罪，这些事情不仅在阿富汗发生，也日日夜夜又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11]。文学作品所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感一方面塑造了作者自我审美意识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向作者所倡导的真善美的审美意识方向趋近，从而填补读者审美意识的空白，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 结语
当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伴随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其中，钱中文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上进行阐发，结合了历史视角和现实语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论文以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灿烂千阳》进行举例探索，对钱中文之论中何为逻辑起点、历史进程中延伸的具有张力与平衡的社会价值进行解读，即文学审美意识外延的社会价值，是在诸如宗教信仰、习俗文化、家庭伦理等多方面中识别的，不仅可以反映个人文学审美意识，而且其一定程度上的传播可以塑造读者的文学审美意识，富有典型的人文主义关怀特色。
然而，文学审美意识论在中国依然需要更细致更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旅程中，文学作品仍然发挥着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孙书敏,刘文斌.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的形成及其演进[J].中国文学研究,2010(02):2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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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钱中文.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J].文学评论,2007(01):42-53.
[5]段吉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语境、问题与模式[J].百家评论,2013(05):4-7.
[6]阚小琴.浅议文学作品中审美感情的抒写特点[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5(01):29-32.
[7]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陈雪晴.摇摆与尴尬的文化身份[D].扬州:扬州大学,2015.
[9]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刘靖宇.家庭伦理视域下卡勒德·胡塞尼作品的创伤叙事[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02):102-108.
[11]陈雪晴.摇摆与尴尬的文化身份[D].扬州:扬州大学,2015.
